“近日，最高法院發布《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綱要（2016-2020）》（下稱《綱要》），明確提出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八大目標及15項重點措施，稱將建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政策體系、知識產權法院體系、損害賠償制度體系等。力爭通過五年努力，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更加完善，司法保護的主導作用更加突出，為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有效司法服務。”
　　最高法院循例發布知識產權審判報告的同時首次制定《綱要》。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制度始于改革開放，中國法院1985年受理首起專利糾紛案件至今已有30余年，中共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發展新理念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提出更高要求，知識產權也越來越成為國際競爭力核心要素。
　　《綱要》披露，1985年至2016年，中國法院受理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792851件，審結766101件；知識產權行政案件從2002年開始單列統計，至2016年，法院受理知識產權行政一審案件44401件，審結39113件；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從1998年開始單列統計，至2016年法院受理知識產權刑事一審案件77116件，審結76174件，知識產權保護范圍涵蓋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所規定的各類知識產權以及不正當競爭行為。
　　 服務大局、改革創新、司法主導、平等保護、嚴格保護、分類施策、比例協調、開放發展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基本原則；主要目標為建立協調開放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政策體系、明確統一的裁判標準規則體系、均衡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院體系、布局合理的案件管轄制度體系、符合知識產權案件特點的證據規則體系、科學合理的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體系以及建設高素質的知識產權法官隊伍、建立知識產權國際司法交流合作長效機制。
　　 針對當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舉證難、周期長、賠償低的弊病，《綱要》列舉了多項重點解決措施。
　　宋曉明表示，“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法在保護知識產權當中承擔了主導責任，《綱要》就是從問題導向確定目標導向，主動擔當、認領問題，在未來五年目標中力圖從根本上解決司法保護良性發展的瓶頸。”
　　以解決“周期長”問題為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引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以來，中國長期推行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雙軌制，但經過30年的發展這種模式暴露出周期長的弊病。
　　實踐中常見的現象是：在專利案件中，若原告向法院提起專利權侵權民事訴訟，被告往往以專利授予單位所賦予原告專利權效力來抗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受理民事案件的法院無法審查行政機關授權的專利權效力問題，被告一旦提出此種抗辯，法院只能告知其請求專利職能機關審查涉案專利效力。行政機關審查后，要作出決定，被告還可以就這個決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行政訴訟中，法院也可能要求專利行政機關重新作出決定，原告還可以就重新作出的決定提起行政訴訟，這其中出現了程序往復、循環訴訟，類似案件有的延宕近十年，不利于合法專利權保護。
　　對此，《綱要》提出“推動解決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雙軌制運行中所存在的問題”，宋曉明稱，最高法院在《專利法》修改過程中一直建議借鑒國際經驗，在審理專利侵權等類似案件中，就專利權效力問題賦予法院審查職能。
　　《綱要》要求建立科學合理的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體系，建立公平合理、比例協調的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以補償性為主，以懲罰性為輔，讓權利人利益得到賠償，侵權人無利可圖，敗訴方承擔維權成本，推動在《著作權法》《專利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提高知識產權侵權的法定賠償額。目前知識產權侵權賠償數額偏低，被指放縱侵權、阻礙創新。
　　中國《商標法》2013年修訂時大幅提高法定賠償數額，同時引入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宋曉明表示，希望這一輪《著作權法》《專利權法》修改能解決好這兩個問題。最高法院2015年在廣東設立了知識產權市場價值研究基地，其中重要課題是研究如何實現以知識產權市場價值導向，確定知識產權賠償額。
　　2017年要繼續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繼續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按照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深化知識產權司法改革，充分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為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和世界科技強國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司法服務和保障。